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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十三第娱乐场:《楚国史》战国中后期楚国的逐步衰落

时间:2019-04-02   所属栏目:历史概要   点击:198次

 

 

  一、纵、横活动的产生与楚怀王为纵长的“五国伐秦” 

 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后,魏国削弱,秦、齐两国不断强大起来,这样就和原来一直强盛的楚国,形成三强并立对峙之势。魏惠王为了摆脱困境,采取“以魏合乎齐、楚以按兵”和“变服折节而朝齐”策略,不仅受到楚、赵、燕的打击,而且还受到秦的猛烈进攻。公元前333年(楚威王七年),秦惠文王以魏阴晋(今陕西华阴东)人公孙衍(犀首)为大良造,次年,魏为讨好秦,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,秦更名为宁秦,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。公元前331年(楚威王九年),秦公子与魏战,虏其将龙贾,斩首八万。次年,秦继续攻魏,魏国不支,被迫割河西地与秦。

  公元前329年(楚威王十一年),楚威王卒,子熊槐立,是为楚怀王(前328-299年)。魏闻楚丧,乘机攻楚,取陉山(今河南漯河东)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这一年,魏人张仪入秦,旋即任为相;公孙衍则自秦赴魏,魏任为将。张仪任秦相后,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,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,采取连横策略,以诱迫魏国就范。公元前328年(楚怀王元年),张仪遣公子桑攻魏,取蒲阳(今山西隰县),继而又归还魏国,接着,遣公子繇到魏国作“人质”,表示亲善。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后,便亲往魏国,对魏惠王说:“秦之遇魏甚厚,魏不可以无礼于秦。”(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。魏国只得把上郡十五县(包括少梁)献给秦国。在此同时,秦发兵攻赵,杀其将取其地,以威慑中原诸国。次年,秦更名少梁为夏阳(今陕西韩城西南),又把以前所占的焦、曲沃归还给魏国。秦在获取魏之河西、上郡等地后,声威大振,公元前325年(楚怀王四年),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。

  魏国面临秦国的威胁,竭力拉:、赵,企图恢复三晋同盟,与秦对抗。在秦惠文王正式称王后不久,魏惠王就与韩宣惠王在巫沙(今河南荥阳北)会晤,并尊韩宣惠王为王(原称侯)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。详见杨宽《战国史》第八章注。)接着,韩宣惠王朝魏,魏惠王偕韩宣惠王携太子同去朝赵。三晋的如此频繁接触,首先引起旁边齐国的不安。齐威王当年就出兵攻打赵、韩,并大败赵、韩两国军队。次年,秦相张仪亦率兵攻魏,取陕(今河南三门峡市),并在上郡筑塞。魏惠王、韩宣惠王与齐威王则在平阿(今山东阳谷东北)会晤,准备与秦对抗。秦国除了在军事上主动进击外,也继续在外交上采取连横活动,就在魏、韩、齐相会的第二年,即公元前323年(楚怀王六年),秦相张仪也和齐、楚大臣在啮桑(今江苏沛县西南)相会,拉拢齐、楚,迫使魏向秦屈服。

  针对张仪的连横活动,魏将公孙衍亦推行合纵的策略,于同年发起魏、韩、赵、燕、中山等“五国相王”(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),以与秦、楚、齐对抗。齐国不承认中山国称王资格,几乎引起争战。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(据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与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载,魏国原以太子鸣(即魏襄王)为质于齐,使公子高为质于楚。楚为送立公子高为太子,即起兵伐魏),派柱国(大司马)昭阳率军攻魏,破襄陵(今河南睢县),取八邑,获大胜。接着,移兵攻齐,齐威王忧虑,这时,恰逢陈轸为秦使齐,见齐有难,就去见昭阳。陈轸以“画蛇添足”为喻,说昭阳破魏杀将,已立大功,如攻齐不胜,“身死爵夺,有毁于楚”,“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,此持满之术也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。昭阳接受了陈轸的劝告,便没有攻打齐国。楚怀王的这次北伐之举,充分显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,在诸国关系中仍举足轻重,故为秦和东方各国所重视。

  “五国相王”,影响不大。公元前322年(楚怀王七年),魏惠王、齐威王又在甄(今山东鄄城北)相会,以加强魏、齐关系。秦惠文王则免去张仪秦相之职,使其奔魏。魏惠王以惠施“以魏合于齐、楚以按兵”的策略无效,便转而采用张仪的“以魏合于秦、韩而攻齐、楚”《战国策·魏策一》。)的策略,以张仪为相,逐走了惠施。而张仪的真正用意在于使魏率先臣服秦国,然后使其他各国仿效。魏惠王明白后,当然不肯听从。秦惠文王于是立即举兵攻魏,攻占了魏地曲沃(今山西闻喜东北)、平周(今山西介休西),用武力配合张仪推行的连横策略活动。魏、韩害怕,不久就派太子朝秦。

  张仪的连横策略,对魏及其他关东诸国构成了严重危胁,为诸国所普遍关注。公元前320年、319年,齐威王、魏惠王先后去世,秦又西攻义渠(西戎)东攻韩,咄咄逼人,在这种情况下,魏将公孙衍(犀首)倡导实行合纵之策,以对抗强秦。据《战国策·魏策一》载,燕、赵、齐、楚、韩等国都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,魏国也同意了,“犀首遂主天下事,复相魏”。魏国于是逐退张仪回秦,惠施又回到了魏国。这样,合纵的形势形成了。义渠之君亦曾来到魏国,公孙衍对他说:

  中国无事于秦,则秦且烧[火芮](毁坏)获君之国;中国为有事于秦,则秦且轻使重[敝/巾],而事君之国也。(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。)

  这是公孙衍联合义渠夹击秦之谋,亦属合纵的战略活动。

  公元前318年(楚怀王十一年),公孙衍发动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五国(“五国伐秦”是流行说法,据《战国策·魏策一》载,参加合纵抗秦的是魏、燕、赵、韩、齐、楚等六国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亦载“山东六国共攻秦”。《战国策》的《秦策二》、《楚策三》和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、《史记·秦本纪》等说是五国(具体国家亦说法不一)。罗运环《〈史记·楚世家〉怀王十一年史事考证》(《楚史论丛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1984年版),对此作了详尽考证,认为“六国伐秦”较切合史实。)共同伐秦,由于楚国实力最强,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,进行全面协调行动。秦军在函谷关(今河南灵宝北)迎战,五国军队一接触就败退了。义渠听说五国伐秦,果然起兵袭秦,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。

  楚怀王作为纵约长,开始态度是积极的,如《秦诅楚文》说:

  楚王熊相(槐)……倍(背)十八世之诅盟,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。

  秦对楚怀王也确实是很恼火的。但是随着战争失利,作为实际上主事之国的魏、楚却急着求和(《战国策·楚策三)),终于导致人心涣散,五国伐秦也就彻底失败了。次年,即公元前317年(楚怀王十二年),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(今河南原阳西南)打败三晋军队,虏韩将鲠、申差,斩首八万。齐为与秦争雄,亦出兵攻打魏、赵,在观泽(今河南清丰南)打败魏、赵军队。同年,张仪重又回到秦国任相。至此,公孙衍的合纵活动宣告破产。举足轻重的楚国,因楚怀王、昭阳君臣在关键时刻未带领关东诸国坚决抗秦,初战失利后又急着求和,不仅使这次合纵活动流于破产,而且对楚国今后的争夺,也带来消极的影响。

  二、纵、横活动的新形势与屈原政治革新的失败 

  “五国伐秦”失败,张仪复为秦相,当时战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。秦国打败了关东诸国后,便把兵锋转向巴蜀,以巩固后方、开辟新的战略要地。公元前316年(楚怀王十三年),巴、蜀相互攻伐,俱告急于秦,秦惠文王抓住这一时机,命张仪、司马错、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,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。接着又攻灭了巴国。从此,巴蜀之地就为秦国所占有。“得蜀则得楚,楚亡则天下并矣”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。)],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、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,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,顺江而下,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。秦相张仪历来推行连横策略,向东发展,效秦以建立王业。因此,当巴蜀得手后的同年,就挥兵攻赵,取赵之中都、西阳、安邑等地。次年,又攻韩,取石章;攻赵,败赵将英(泥)。

  秦东向得手后,又转而攻打义渠,于公元前314年(楚怀王十五年),蚕食其徒泾(在河西郡)等二十五域,广拓西北地,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。同年,即命樗里疾攻魏,取曲沃(今河南三门峡西南)和焦(今三门峡西)。又攻韩,在岸门(今河南许昌西北)大败韩军,斩首万人,韩被迫把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,向秦求和。公元前313年(楚怀王十六年),秦命樗里疾攻赵,虏其将赵庄,攻取了蔺(今山西离石西)。三晋连续不断地遭到秦的攻伐,兵挫地失,魏国自度不支,这年,魏襄王只得与秦惠文王在临晋(今陕西大荔东南)会晤。魏襄王按照秦国的意图,立公子政为太子。这样,连同韩太子入质于秦、公孙衍被逐走(《史记·秦本纪》:秦“败韩岸门,斩首万,其将犀首走”。)、张仪复又回到魏国(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:魏“复阴厚张仪益甚,……留魏四岁”。)等一系列事件,都说明魏、韩已公开投入秦的怀抱,秦、韩、魏结成了连横集团。

  随着五国伐秦的失败和面临中原各国关系变化的新格局,楚国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一些守旧的政治势力,如令尹子兰、上官大夫靳尚、夫人郑袖等贪求利欲,妒贤忌能,以进谗为能事,在国家大事上,又苟且偷安,不图进取。在对外政策上,不顾诸国出现的新变化,仍恪守传统的亲秦政策。与此相反,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,他们头脑清醒,洞察各国变化的新动向,决心继承先祖之业,把楚国继续推向前进,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。

  屈原(约前340-278年),名平,字原(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自称名正则,字灵均),楚郢都(今湖北江陵人)(孙作云《屈原的故乡是哪里》(《历史教学》1956年第5期)。今人多有持此说者。《水经注·江水二》说今湖北秭归北有屈原故宅,故流行说法为屈原秭归人。由于屈原自称是“帝高阳之苗裔”,历来又公认与楚国君(王)同祖,故以为郢都人,比较符合历史实际。)他出生和成长在宣、威盛世及楚怀王初强时期,对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,充满了社会责任感。又因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”,所以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,官至左徒。他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付诸侯”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),地位极其重要。他鉴于五国伐秦失败、秦楚交恶和强秦蚕食他国的现实,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,出谋画策,进献忠言,以图刷新政治,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。吴起变法失败后,由于旧贵族旧势力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,所以楚国政治曾一度有所起色。但吴起变法毕竟是被旧贵族旧势力所摧残了的,所以楚国的问题仍然是“大臣太重,封君太众”,政治守旧势力太强大。屈原为了使楚国摆脱这一腐朽没落局面,和吴起一样,也首先从革除弊政、刷新政治入手。从屈原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篇章看,他在这方面的措施,一是修明法度,以法治国,二是培养人才,选贤授能。如他在《九章·惜往日》中写道:

  惜往日之曾信兮,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,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,属贞臣而日[女矣]。

  在楚怀王一度信任和支持下,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,楚怀王也能把政务托付给忠臣管理,所以在楚怀王初期,楚国吏治一度比较清明,屈原的政治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可谓国强民富,天下太平。屈原后来虽然受谗被排挤,但他对这段经历是记忆犹新的,引以为自豪。为了保证修明法度,厉行法治,又必得培养人才,选拔贤能。他在《离骚》中写道:

 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惠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衡与芳芷。冀枝叶之峻茂兮,愿[立矣]时乎吾将刈。

  深刻地阐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,表达了自己对人才寄予的希望。而真正的人才应该是:

  审吾法夫前修兮,非世俗之所服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,愿依彭咸之遗则!

  要向古人学习,坚持原则,不为世俗所约束。举贤授能是很重要的,只有做到这点,才会出现“固众芳之所在”的局面。但是举贤授能是要坚持条件,具备一定标准的:

  举贤而授能兮,循绳墨而不顾。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。……夫孰非义而可用兮,孰非善而可服?

  要严格遵循原则办事,突出“民德”,反对做“非义”、“非善”的事。可见屈原的人才观与用人路线是完整的,既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,又强调用人的标准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)。

  在对外政策方面,屈原主张结齐合纵抗秦。楚、秦历来是姻亲之国,春秋以来,两国关系一直很好。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,秦国崛起,有建“王业”之志。楚威王在世时,对此就有认识:

  寡人之国,西与秦接境,秦有举巴蜀、并汉中之心。秦,虎狼之国,不可亲也。而韩、魏迫于秦患,不可与深谋,恐反人以入于秦,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。寡人自料,以楚当秦,未见胜焉。内与群臣谋,不足恃也。寡人卧不安席,食不甘味,心摇摇如悬旌,而无所终薄。”(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。)

  楚怀王即位后,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,所以才有五国伐秦之举。从当时形势看,战国时代已进入中后期,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,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只有楚、秦两国。“凡天下强国,非秦而楚,非楚而秦”(同上),此一实际,已为当时策士所共识。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,屈原当然希望自己的君国来完成这一统一六国的大业。所以他坚决支持楚怀王原来参与合纵抗秦战争,摒弃楚国传统的亲秦政策,主张结好齐国,合纵抗秦。五国伐秦失败后,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守旧而又畏秦的权贵宗亲,如子兰、靳尚、郑袖等,则主张继续亲秦、与秦连横自保。楚怀王鉴于“秦之心欲伐楚”《战国策·韩策三》),决定联齐抗秦,这样就遣“屈原为楚东使于齐,以结强党”(《新序·节士》。)屈原的主张得以实现。

  但是,楚国的腐朽势力毕竟太强大,楚怀王也毕竟是一个浅薄无主见的君主,当屈原内外政策奏效时,靳尚等人倍增妒忌,竟与秦国勾结起来,谗害和打击屈原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载:

 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,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,屈平属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,屈平不与,因谗之曰:“王使屈平为令,众莫不知,每一令出,平伐其功,以为‘非我莫能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  又据《新序·节士》载,屈原因出使齐国成功,秦国患之,使张仪之楚,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,上及令尹子兰、司马子椒,内赂夫人郑袖,共谗屈原。

  屈原在内外反对革新图强、结齐抗秦势力的阻挠下,其颁发的革新措施和联齐抗秦的政策夭折了。屈原对此异常愤懑痛苦,正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指出的那样:

 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离骚者,犹离忧也。

  《离骚》这篇千古名作,就是屈原被上官大夫靳尚等谗毁、为楚怀王所疏远后写成的。其后,屈原在《惜往日》一诗中,也痛陈了这一受谗不平的遭遇:

  心纯而不泄兮,遭谗人而嫉之。君念怒而待臣兮,不清澈其然否。蔽晦君之聪明兮,虚惑误又以欺。

  屈原政治革新和吴起变法一样,同属楚国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屈原虽然没有像吴起那样惨遭杀害,但他的革新措施比吴起变法则更快地夭折。楚国旧贵族旧势力一直阻碍着楚国历史的前进,这是楚国社会呈升沉态势的基本原因之一。从此,楚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改革或革新。

  三、张仪诈楚与丹阳、蓝田之役 

  秦国东进,韩、魏屈服,秦、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。雄踞南方的楚国,西邻秦东接齐,地位极其重要,是制约齐、秦争雄的关键力量。公元前313年(楚怀王十六年),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,但这时正值楚结齐,齐、楚“方欢”、“交善”(《战国策·齐策二》),秦惠文王很忧虑,与张仪商量对策。张仪自告奋勇,前往楚国游说,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,要楚怀王“闭关绝齐”(同上。),待楚、齐绝交后,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。楚怀王见受到欺诈,恼怒至极,举兵伐秦,结果惨败,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“诈楚”事件。对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,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记载得很详细,《史记》的《张仪列传》、《楚世家》、《屈原列传》等均有记载,内容大致相同。

  商於之地六百里,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,是秦、楚相接地段,武关在其中,物产富饶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对楚国来说,具有很大诱惑力。用张仪的话来说,就是:“若此(指楚如闭关绝齐,楚得商於之地),齐必弱,齐弱则必为王役矣。则是北弱齐,西德于秦,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,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。”(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。)楚怀王喜极,群臣亦无不庆贺,惟陈轸(陈轸,楚国夏(今武汉市)人,历仕秦、楚,这时当仕楚。)不贺,并说:“夫秦所以重王者,以王有齐也。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,是楚孤也,秦又何重孤国?且先出地后绝齐,秦计必弗为也;先绝齐后责地,且必受欺于张仪;受欺于张仪,王必惋之,是西生秦患,北绝齐交,则两国兵至矣。”(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。)楚怀王不听,一再使人绝齐。张仪见中计,回到秦国后,“秦使人使齐,齐、秦之交阴合”(同上)。楚怀王派员去秦受地,张仪先称病不出,后见楚已绝齐,于是诈称只说过答应六里,没有说过六百里。楚怀王闻讯后大怒,要兴师伐秦。陈轸说:“伐秦非计也,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,与之伐齐,是我亡于秦而取赏于齐也,楚国不尚全乎!王今已绝齐,而责欺于秦,是吾合齐、秦之交也,国必大伤。”(同上。)楚怀王又不听,举兵攻秦。

  次年,即公元前312年(楚怀王十七年),楚、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。据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有关篇章和《竹书纪年》记载,在张仪诈骗楚国前,齐曾经帮助楚国攻打秦国,夺取了曲(今河南灵宝东北)。可见其时,楚、齐关系一方面绝交,另一方面在前线上,两军原来相互声援,现亦尚未处在敌对状态。楚发起攻秦后,在北线,命柱国景翠攻韩,围雍氏(今河南禹县东北),削弱韩援助秦军的力量。齐见楚、秦开战,以大局为重,联宋攻魏,围煮枣(今山东明南)。这样,齐、楚仍为一方,共同抗击秦、魏、韩的连横集团。在西线,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,一路以屈[勹亡](一作屈丐)率主力,兵出丹阳,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。另一路以昭鼠率十万大军驻汉中。这时,秦将术视来攻,楚将昭睢败之于重丘。秦国忧虑,于是派苏厉对昭鼠说,楚怀王见昭睢取胜了,必从你那里调出兵力由昭睢指挥攻秦,秦见汉中空虚,也必先攻汉中。为保全你的实力,我可派人秘告楚怀王,说秦兵已来汉中了,楚怀王就不会从你这里抽出兵力。昭睢所率领的是一支机动部队,具有一定的战斗力。秦国稳住昭鼠后,于同年命魏章(庶长章)、樗里疾、甘茂领军攻楚,秦、楚两国军队在丹阳(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)发生大战,秦大胜,虏楚大将屈[勹亡]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,斩首八万。又攻楚之汉中,取地六百里,仿楚制,亦设置汉中郡(郡治南郑,今陕西汉中)。

  随着西线的胜利,秦接着出兵助韩攻楚,反围楚景翠。秦、魏联军又对齐国发起反攻,攻至濮水,虏其将声子,逐其将匡章。

  楚怀王见西、北两线俱大败,十分恼怒,立即调动全国军队举行反攻,在蓝田(今陕西蓝田)大战,结果楚军又被打败。韩、魏乘楚受困,出兵南下袭击,一直攻到楚国的邓(今湖北襄樊北)。楚军只得撤退,楚国被迫割去两城,向秦请和。

  公元前311年,秦又攻楚,攻取了召陵,楚国无力还击。

  公元前312年丹阳、蓝田之役,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从此,楚国“亡地汉中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,国势已明显衰弱了。楚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目贵]无能,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。秦先得巴蜀,现又取汉中,与本土联成一片,国力大大增强,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。楚国只能穷于应付,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。

  四、宜阳之役与楚景翠救韩 

  楚在丹阳、蓝田之败后,楚怀王一时感到结齐抗秦的重要,这时屈原虽然被疏,不复在位,却仍然遣他出使齐国,恢复齐、楚纵亲关系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)秦惠文王为了东进,也仍然十分重视楚国的作用,所以在大败楚国的第二年(公元前311年,楚怀王十八年),又愿“分汉中之半以和楚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楚怀王开始态度很鲜明:宁可得到张仪而不要地。张仪则主动再次去楚,秦惠文王不放心,张仪告慰秦惠文王说:“臣善其左右靳尚,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,袖所言无不从者。且仪以前负楚以商於之约,今秦、楚大战,有恶,臣非面自谢楚不解。且大王在,楚不宜敢取仪。”(同上。)张仪看准了楚国君臣的腐朽无能,有强秦在,楚国是不会轻易杀他的。张仪到楚国后,果然“私于靳尚”,靳尚一方面要楚怀王不要得罪秦国,另一方面又对郑袖说秦将“以美女聘楚王”,鼓动郑袖在楚怀王面前花言巧语,播弄是非。昏[目贵]的楚怀王又“以叛(与齐)纵约而与秦合亲,约婚姻”(同上。)屈原从齐国回来,闻讯后立即要楚怀王杀掉张仪,楚怀王后悔,派人去追赶,张仪却已远离楚国了。张仪回秦后,又风尘仆仆地出使韩、齐、赵、燕等国,推行他的连横以事秦的策略。正当张仪踌躇满志时,秦惠文王于这年秋死去,子秦武王立。秦武王一向不喜欢张仪,群臣又多非议,各国则纷纷转向合纵抗秦。第二年,张仪离秦入魏,在魏国任相一年卒。

  随着秦惠文王的死去与张仪的离去,秦的割汉中之半地给楚,也就不了了之。

  秦武王即位后就野心勃勃,“欲车通三川(韩国三川郡),以窥周室”(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。)公元前309年(楚怀王二十年),齐国面临秦国的威胁,齐宣王(此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以为齐王。)写信给楚怀王,指出如秦强对楚不利,不如齐、楚合作,并力收服韩、魏、燕、赵,然后楚率领诸国合纵伐秦,秦必败。信中还诚恳指出:“且王欺于张仪,亡地汉中,兵挫蓝田,天下莫代王怀怒。今乃欲先事秦!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楚怀王本已想与秦和,见信后犹豫不决,就和群臣商议,最后采纳昭睢的意见,决定“不合秦,而合齐以善韩”(同上。)。接着,遣庶章率师会魏,止于襄丘(今山东明西南)。公元前308年(楚怀王二十一年)秋,秦命甘茂、庶长封率军进攻韩国的宜阳。据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载,在进攻宜阳时,秦为了稳住楚国,曾派冯章到楚国游说,又重提割让汉中之地,以改善秦、楚关系。楚怀王面临齐、秦双方的压力与许诺,一方面派柱国景翠率师救韩;另一方面又不发动进攻,待秦破宜阳后,才进兵。结果,“景翠得城于秦,受宝于韩,而德东周”(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。)可见楚国的“合齐以善韩”,只是权宜之计,并非真正地要与山东诸国恢复合纵抗秦。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记:“宜阳之役,楚叛秦而合于韩。秦王惧。甘茂曰:‘楚虽合韩,不为韩氏先战;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。韩、楚必相御也。楚言与韩,而不余怨于秦,臣是以知其御也。’”所以秦对楚的出兵,毫无压力。魏、韩无奈,两国国君又分别与秦武王会于应(今河南宝丰南)与临晋城外,但并未能阻止住秦的进攻。

  公元前307年(楚怀王二十二年),秦军毫无顾忌地继续攻打宜阳,韩国顽强抵抗,秦军损失很大,甘茂动。胪V菇。秦武王及时地调动大军支援甘茂,经五月苦战,才把宜阳攻下。秦军继而又渡河攻取了武遂(今山西垣曲东南),并筑城。秦武王至周,“以窥周室”。韩国恐惧,韩襄王派公仲侈(相)到秦国谢罪请和。魏襄王亦派太子朝秦。韩、魏又向秦国屈服。宜阳沦陷后,秦的国土就扩展到中原了,对包括楚国在内的关东诸国的威胁就更加严重。楚国在宜阳之役中各方面讨好受益,仍然是消极合纵抗秦路线的翻版。

  五、垂沙之役与楚怀王被骗入秦 

  公元前307年,秦武王入洛邑“窥周室”,与大力士孟说举鼎,折断筋骨而死。秦武王无子,国人立其异母弟稷继位,是为秦昭王。秦昭王年少,太后(宣太后)听政,以己异父长弟魏冉为将军。他们平定了“季君之乱”(秦武王死,无子,诸弟争立。大臣及惠文后、武王后立另一武王弟壮即位,称“季君”。宣太后、魏冉则立稷。内乱三年,公元前305年,魏冉尽诛壮、惠文后、昭王异母兄弟及大臣,逐武王后(魏女)回魏,“季君之乱”平。),宣太后与魏冉遂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。

  宣太后,楚人,芈姓,称芈八子(嫔妃称号),掌政后,与其弟魏冉实行亲楚联楚政策。公元前305年(楚怀王二十四年),秦“厚赂于楚”,楚于是“背齐而合秦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宣太后为秦昭王娶楚女,楚亦娶秦女,秦、楚“合婚而欢”(《史记·甘茂列传》。)次年,秦昭王行“冠礼”后亲政,与楚怀王在黄棘(今河南南阳南)会盟,秦把原古楚地上庸(今湖北房山西)归还给楚国。上庸,地处汉中郡中心,即原来秦惠文王、张仪和秦武王时许给楚之“汉中之半”或“汉中”地。此诺言几经周折,现终于兑现,确实是宣太后影响下的秦、楚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。

  秦、楚亲善后,秦即举兵攻魏、韩。公元前303年(楚怀王二十六年),秦攻魏,取蒲阪(今山西永济西北)、晋阳、封陵(皆今永济西南)。又再度攻取韩地武遂。同年,齐、韩、魏因“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,三国联合攻楚。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,向秦求救。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,三国军队退去。

  公元前302年(楚怀王二十七年),魏、韩又转而亲秦,魏襄王、韩太子婴与秦昭王在临晋会晤,韩太子还亲到咸阳朝秦。秦于是归还魏地蒲阪。当魏、韩与秦关系和好时,秦一大夫与楚太子横殴打,“楚太子杀之而亡归”(同上),秦、楚关系又告破裂。

  公元前301年(楚怀王二十八年),秦攻韩取穰(今河南邓县),又遣庶长奂会韩、魏、齐共攻楚。面对四国的攻伐,楚国也作了积极的部署,一方面派昭睢率军抗拒秦国,另一方面又派唐蔑([目未])率军抗击齐、韩、魏三国军队(参见《战国策·楚策二》、《吕氏春秋·处方》。)拒秦一路,因昭睢持慎重态度,仅“益昭睢之兵,令之示秦必战”(《战国策·楚策二》),故此路双方陈兵对峙,并未发生激烈的争战。而抗击齐、韩、魏一路,则是关键的一战。据《吕氏春秋·处方》载,三国联军进攻楚国的方城,双方夹水(一作[泚]水,在今河南西南唐河境,下游至襄樊入汉水)列阵,相持达六个月之久。齐将匡章派人探测水情,楚军射箭,齐军不能靠近。后来有在水旁放牧的人告诉齐人:“水浅深易知。荆人所盛守,尽其浅者也;所简守,皆其深者也。”匡章派“练卒”(经过训练的精干部队)在夜间从楚军盛守处进攻,在水旁的垂沙(今河南唐河西南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作重丘)大败楚军,楚将唐蔑被杀。韩、魏攻取了宛、叶以北地区。

  垂沙之役,既是齐、韩、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,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、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。由于楚怀王对外政策举棋不定,终于酿成了孤立无援、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  《荀子·议兵》说:

  楚人鲛革、犀、兕以为甲,坚如金石;宛钜铁。胰绶潋玻磺崂鸞亻票速,卒如飘风;然而兵殆于垂沙,唐蔑死,庄]起,楚分而为三四。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?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

  又说:

  齐之田单,楚之庄],秦之卫鞅,燕之缪虮,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,是以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,若其道一也,未及和齐也;掎契司作,权谋倾覆,未免盗兵也。

  从这一记载看,由于楚怀王“统其者非其道”,对外遭垂沙之败,国内又发生庄领导的“盗兵”暴动,也即《吕氏春秋·介立)所称之“庄之暴郢”(历史上的庄有各种说法。楚怀王时的庄,一是楚国人民起义领袖,亦称企足。二作楚将,亦名庄豪,楚顷襄王时率军入滇,后在滇称王,号庄王(有人以为此即楚庄王的后裔)。亦有人认为此两人实为一人。从《荀子》记载看,由于楚怀王内政外交失误,在垂沙之役后,引起国内暴动,政治动乱,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至于因此而使楚国“分而为三、四”(《荀子·议兵》),或“分为五”(《商君书·弱民》),由于史科缺乏,此尚不清楚),楚国因而一度政治动乱,统治不稳。

  垂沙之役的第二年,楚攻韩之庸氏,秦即遣华阳君(芈戎,宣太后同父弟)攻楚,大破楚军,斩首三万,杀其将景缺,攻占了襄城(新城,今河南襄城)。襄城地处方城北,与宜阳邻近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楚怀王恐惧,命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,与齐结好。秦为讨好齐,也派泾阳君(秦昭王同母弟)到齐国做人质,秦、齐修好。

  公元前299年(楚怀王三十年),秦稳住了齐后,秦昭王即对楚采取软硬兼施、又打又拉的政策,一方面命庶长奂率军攻楚,占领了楚国八座城邑;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楚怀王,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“不谢而亡去”、导致秦、楚交兵的经过,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,继续维持奉、楚原来婚姻相亲关系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楚怀王见信后,很忧虑,去,怕见欺;不去,又怕秦怒,关系恶化。昭睢警告说,秦是虎狼之国,有吞灭各国的野心,应发兵自守,不能去。而楚怀王庶子子兰则认为不能违背秦的好意,要楚怀王去。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,去秦会盟。秦昭王命一将军假冒自己,在武关布置了伏兵,当楚怀王一到就关闭了武关,把楚怀王劫持到了秦都咸阳。秦昭王在章台接待楚怀王如同“蕃臣”,楚怀王这时如梦初醒,勃然大怒,才后悔不听昭睢的忠告。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、黔中之郡,后结盟,楚怀王怒道:“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!”(同上。再也不肯答应秦的无理要求了。秦昭王于是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。

  楚国大臣们以君王拘于秦,太子质于齐,如秦、齐合谋,楚国就危险了,因而共同商议对策,想立在楚国的楚怀王之子为国君。昭睢说: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,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,不宜。”于是诈称楚怀王死,向齐国报丧,迎立太子横。齐王意欲“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”,齐相孟尝君则认为如“郢中立王,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”,主张把太子横放归楚国。齐王同意,太子横得以回国。横回国后,被立为国君,是为楚顷襄王(前298椙?63年)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秦昭王见要挟和扣留楚怀王不能得到土地,而楚国又新立国君,大为恼怒,于公元前298年(楚顷襄王元年),发兵出武关攻楚,大败楚军,斩首五万,取析(今河南西峡)等十六城而去。楚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。

  公元前297年(楚顷襄王二年),韩、魏在齐相孟尝君策动下,继续攻秦至函谷关,楚怀王乘机潜逃回国,被秦人发觉,拦阻了通道。楚怀王从小道奔赵以求回国,赵国惧秦,不敢接纳。楚怀王又想逃到魏国,秦兵追来,又把他劫持到秦国。第二年,楚怀王病死于秦。秦将其灵柩送回楚国,“楚人皆怜之,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直秦”(同上)。楚、秦绝交。

  楚怀王在位三十年,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。秦国在争战中不断强大起来,雄心勃勃,蓄有兼并诸侯之志。楚怀王对此缺乏认识,“内惑于郑袖,外欺于张仪”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),终兵挫地削,自己亦客死于秦,楚国从此由盛而衰,直至灭亡。

  六、楚顷襄王前期各国争夺形势的复杂化与楚国的被动应付 

  公元前299年,当楚怀王被骗入秦时,齐孟尝君田文则应秦邀任秦相,秦、齐对峙进而转变为秦、齐相交。其时,赵国因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、进行军事改革后,国力迅速强盛起来,也卷入大国争夺的行列,成为秦、齐的对手。孟尝君入秦为相后,赵国以秦、齐联合对己不利,便实行“结秦连宋”之策,令仇郝(仇液)相宋,楼缓相秦,以求割断秦、齐关系。秦昭王果然以楼缓为相,要杀害孟尝君。孟尝君依靠食客中善为“狗盗”、“鸡鸣”的帮助,才逃出秦国。回到齐国后,齐王仍以他为相。孟尝君对秦国怨恨,逃回齐国的当年(公元前298年,楚顷襄王元年),就联合韩、魏攻打秦国,一直攻到函谷关。此后,连续攻打三年,至公元前296年(楚顷襄王三年),终于攻破了函谷关,秦都咸阳震动。秦被迫求和,归还了韩国的河外、武遂(今山西垣曲东南)和魏国的河外、封陵(今山西永济西南),三国才退兵。这一年,楚怀王客死于秦,楚国君臣并未利用这一形势,与齐、韩、魏合纵抗秦。齐乘胜伐燕,“覆三军,获二将”(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。)赵则乘机攻灭中山国。齐、楚之间的宋国,也在这期间,灭滕攻薛,攻取楚国的淮北地(《战国策·宋策》。)楚国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,无所作为。

  公元前295年(楚顷襄王四年),秦见赵并未援助自己,即罢去楼缓相位,复以魏冉为相,并“予楚粟五万石”(《史记·秦本纪》),主动改善与楚国关系。第二年(公元前294年),齐国孟尝君使田甲劫王失败,逃亡到魏国,魏昭王任他为相。齐为继续结秦,用祝弗之计,逐亲魏大臣周最,任秦国亲齐的五大夫吕礼为相,秦、齐和好。秦在改善了与楚、齐关系后,对韩、魏就进行大规模的报复。这一年,秦遣向寿攻韩,取武始(今河北邯郸西南)。又遣左庶长白起攻取了韩的新城(今河南伊川西南)。接着又大败魏国军队于解(今山西临漪西南)。

  公元前293年(楚顷襄王六年),韩、魏联合对秦进行反击,秦将白起率军在伊阙(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)大败韩、魏联军,斩首二十四万,占领了五座城邑。继而又渡河攻取韩的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以东至乾河(今山西翼城南)之地。伊阙之哉,韩、魏损失惨重,元气大伤。伊阙之战后,秦昭王乘胜写信给楚顷襄王,对楚国进行威胁。信中说:“楚背秦,秦且率诸侯伐楚,争一旦之命,愿王之饬士卒,得一乐战。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楚顷襄王害怕,复谋与秦和。第二年(公元前292年,楚顷襄王七年),秦魏冉称病免相,白起攻魏取垣(今山西垣曲东南),复又归还。楚顷襄王面对秦国的压力,被迫迎娶秦女,又与秦结为姻亲之国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论说:

  甚哉秦之无道也,杀其父而劫其子,楚之不竞也,忍其父而婚其仇!乌乎,楚之君诚得其道,臣诚得其人,秦虽强,乌得陵之战!(《资治通鉴》(周赧王十九年)。

  秦又继续向韩、魏猛攻。公元前291年(楚顷襄王八年),秦攻魏取轵(今河南济源东南)。司马错攻韩取邓(今河南孟县西)、白起取宛(今河南南阳。原属楚,垂沙之役后为韩国所占领)。邓、宛为当时冶铁中心,秦占领后,国力更加强盛了。次年,秦相魏冉(又复为相)攻魏,魏被迫以河东地四百里(即河东郡)献给秦国。韩先是成阳君朝秦,继而又以武遂地(今山西垣曲东南、黄河以北地区)二百里献给秦国。赵、齐不示弱,也举兵攻韩至鲁关(今河南鲁山西南)。公元前289年(楚顷襄王十年),秦白起再攻魏至轵,取六十一城。魏、韩穷困,这一年,魏昭王入赵朝见赵惠文王,把葛孽(今河北肥乡西南)、阴成两地献给赵惠文王作为“养邑”。接着,魏昭王又将河阳(今河南孟县西)、姑密(河阳附近)献给赵奉阳君李兑之子为封地,以投靠赵国。

  公元前288年(楚顷襄王十一年),秦为了进攻赵国,并进而打击韩、魏与楚等国,与齐连横,由秦相魏冉出面,与齐相约,并称为帝。这年十月,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,遣魏冉到齐国尊齐王为东帝。据《战国纵横家书·韩 献书于齐》载,秦、齐联合,秦先取魏之上党,韩、魏服。秦、齐攻赵,取赵地;然后攻燕、楚,秦取楚之鄢、云梦,齐取楚之东国、下蔡。“使纵亲之国,如带而已。齐、秦虽立百帝,天下孰能禁之”。显然,秦尊齐为帝,实际是连横策略的继续,目的在于瓜分赵国和其他各国土地,对楚国的:σ埠艽(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二一载,秦、齐联合,以“疏分赵壤”;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记:“两帝立,约伐赵”。目的都是对付赵国。其时,三晋以赵为强,秦联齐,首先打击赵国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然从秦行连横的根本意图看,主要是为了削弱和征服各国,故对楚国的:ν呛艽蟮。)正在这时,纵横家苏秦从燕国来到了齐国。他对齐王说:

  夫约然与秦为帝,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;齐释帝,则天下爱齐而憎秦;伐赵不如伐宋之利。故臣愿王明释帝,以就天下;倍(背)约傧(摈)秦,勿使争重;而王以其间举宋。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;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;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;有阴、平陆则梁门不启。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,则国重而名尊,燕、楚以形服,天下不敢不听,此汤、武之举也。(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。)

  齐缗王听取了苏秦的劝告,“齐、赵会约阿”,“约攻秦去帝”(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四。)同年十二月,齐王取消了帝号,“背约摈秦”,任齐相的原秦五大夫吕礼又回到了秦国,秦昭王也只得取消了帝号。秦、齐的称帝活动遂此结束,秦、齐的“连横”亦宣告失败。秦去帝号后,立即举兵攻赵,取梗阳(今山西清徐),次年,又攻魏,取曲阳(今河南长垣西北),对赵、魏的合纵活动进行打击。

  公元前287年(楚顷襄王十二年),苏秦、李兑发动的五国合纵伐秦的活动形成了。苏秦,东周洛阳乘轩里(今河南洛阳东)人。他是燕昭王的亲信,奉命入齐,欲使齐“西劳于宋,南罢(疲)于楚”(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),以防齐谋燕。齐王决定攻宋后,“秦王怒,属怨于赵。李兑约五国从伐秦”(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。)此五国,据鲍彪注《战国策》为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。五国军队攻至荥阳(今河南荥阳东北)、成皋(今荥阳西北),秦被迫归还魏的温、轵、高平(今河南济源西南向城),归还赵的王公(又作三公或 分)、符俞(又作什清或先俞),向五国求和。秦国又一次受到挫折。

  据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载,这次伐秦,苏秦“约六国纵亲”,即除上述五国外,还有楚国。但《战国策》等均载为“五国”。南宋吕祖谦《大事记》谓五国为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,而无燕。元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补正》以为楚迎妇于秦,楚、秦和好,楚国不可能参与伐秦。此说符合当时楚国惧秦亲秦实际,故楚在这次合纵伐秦中,仍然局外旁观,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。

  五国伐秦的第二年(公元前286年,楚顷襄王十三年),秦又对韩、魏发动猛攻,魏被迫将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、河内割让给秦国;韩在夏山被击败。赵则因齐王谋求取宋而又与秦联合,亦兴兵攻齐。同年,齐王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,乘宋王偃荒淫暴虐,国内动荡不安,任韩珉为相,举兵攻宋。宋大败,民众散亡,宋王偃奔魏,死于温,宋国灭亡。魏、楚乘机攻取了宋的部分土地(《史记·宋世家》:齐、魏、楚伐宋,“灭宋而三分其地”。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记苏秦语:“齐攻宋,则楚必攻宋,魏必攻宋。”可见魏、楚在齐攻宋之际,亦乘机攻取其地。)然齐国乘胜进。鹚魏,旋又“南割楚之淮北,西侵三晋”(《史记·田世家》。此所谓“楚之淮北”,实为原宋之淮北地,故很快又转入齐人之手),对楚与三晋进行报复,楚国所攻占的宋国土地又被齐国夺走了。

  齐灭宋后,声势大振,齐 王“欲以并周室,为天子。泗上诸侯邹、鲁之君皆称臣,诸侯恐惧”(《史记·田世家》。)秦、楚、燕与三晋频繁活动,图谋合纵伐齐。

  公元前285年(楚顷襄王十四年),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,接着,秦昭王又与赵惠文王在中阳(今山西中阳)会晤。同年,秦为了“先出声于天下”,命蒙武率兵攻齐,连拔九城,改以为九县。这是经越韩、魏而长驱直入的,可见其准备之充分,兵力之强大。

  燕昭王即位后,奋发图强,欲报公元前314年齐破燕之仇(公元前316年,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,子之为王三年,国内大乱。齐宣王乘机出兵攻燕,杀燕王哙,擒子之而“醢其身”。燕人反抗,齐军才离去),与亚卿乐毅积极谋划伐齐之策。乐毅以为齐国地大人众,要破齐,必须约秦、赵、楚、魏等国,并去上述各国活动。

  公元前284年(楚顷襄王十五年),秦昭王又分别与魏昭王、韩厘王在宜阳、新城会晤。燕昭王则亲赴赵国与赵惠文王会晤。这样,由秦、燕发动的燕、秦、韩、魏、赵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了。联军由燕国上将军乐毅统一指挥。这一年,五国联军首先在济水之西打败齐军主帅触子率领的齐军,接着又在秦周(今山东临淄西北)打败了齐将达子军队,达子本人战死。乐毅及时遣还秦、韩军队,分魏国军队攻占故宋地,遣赵国军队攻取河间(今河北献县东南),自己则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,攻占了齐都临淄,尽取“齐宝、财物、祭器输之燕”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。)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燕国军队,封乐毅于昌国(今山东淄博南),号昌国君。三十年前燕为齐破之仇遂报。

  齐王从临淄出逃到卫国,旋即又回到莒(今山东莒县)。在这关键时刻,楚国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,转而派淖齿率兵救齐,淖龄被齐王任为齐相。促使楚国这一策略的转变,主要是因为当时楚国君臣对各国伐齐的后果作了重新认识,担心齐国失败后,对楚国不利。关于这一点,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有所反映:

  五国约以伐齐,昭阳谓楚王曰:“五国以破齐,秦必南图楚。”王曰:“然则奈何?”对曰:“韩氏辅国也,好利而恶难。……我厚赂之以利,其心必营。我悉兵以临之,其心必惧我。彼惧吾兵而营我利,五国之事必可败也。约绝之后,虽勿与地可。”楚王曰:“善。”乃命大公事之韩,见公仲曰:“夫牛阑之事、马陵之难,亲王之所见也。王苟无以五国用兵,请交力列城五,请悉楚国之众也,以 于齐。”齐之反赵、魏之后,而楚果弗与地,则五国之事困也。

  后来楚国虽然没有使韩国退出伐秦之举,但楚国则单独采取行动,派淖齿救齐。乐毅在齐国实行宽政安民政策,颇得人心,又部署军队继续向齐国各地进军。淖齿面临这一形势,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,反而“杀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据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载,淖齿后来被齐人王孙贾等所刺杀。)燕军分五路乘胜追击,连下齐城七十余座,皆为郡县。各国亦乘机攻占齐国土地:秦取陶邑(今山东定陶西北),魏取宋地,赵取济西,鲁取徐州(今山东微山东北),楚亦乘机收复淮北地。六年后,即公元前279年(楚顷襄王二十年),齐虽然复国,但齐国损失惨重,从此国势大衰,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,秦、齐对峙的局面也就宣告结束。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,不失为一正确决策。然而楚国出兵不多(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:“燕之伐齐之时,楚王使将军(淖齿)将万人而佐齐。”),淖齿又擅杀齐王,说明楚国救齐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确,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。

  七、鄢之战与郢都失陷 

  秦在图谋攻齐的同时,进一步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经营。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,实行羁縻政策,先后封蜀王后裔公子通等为蜀侯。公元前285年(楚顷襄王十四年),秦以蜀侯公子绾反叛,逐杀绾,置蜀郡,以张若为蜀守,郡治成都(今四川成都市),秦从此定蜀。同年,张若为向西南地区进发,曾“取笮及其江南地”(今金沙江以南地区)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。)公元前283年(楚顷襄王十六年),正当燕破齐、齐立齐襄王保莒城之际,秦昭王与楚顷襄王连续两次在鄢和穰会晤,其目的仍在于稳住楚国便于东进。同年,秦果然攻魏,兵至魏都大梁,燕、赵相救,秦兵才退去。公元前282年(楚顷襄王十七年),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、魏昭王会晤,韩、魏臣服。接着,秦就对赵连年发动进攻,赵兵挫地削,至公元前279年(楚顷襄王二十年),赵惠文王应秦昭王邀,在渑池(今河南渑池西)会晤。赵惠文王由赵卿蔺相如陪同前往,临行前与廉颇相约,如三十日不返,则立太子以绝秦望。渑池会后,秦、赵修好,赵惠文王君臣虽仍回赵,但此后赵对秦亦居屈从地位。

  秦在征服三晋的同时,已经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。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,公元前281年(楚顷襄王十八年),面对这一严峻形势,当时楚国已有人向楚顷襄王指出:“今楚之地方五千里,带甲百万,犹足以踊跃中野也,而坐受困,臣窃为大王弗取也。”楚顷襄王有所触动,即“遣使于诸侯,复为纵,欲以伐秦”。秦获知后,先下手为强,立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。

  公元前280年(楚顷襄王十九年),秦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,经由蜀郡,补充巴、蜀之众十万,大舶船万艘,米六百万斛,浮江而下,大举攻楚,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。黔中郡,今湘西及黔东北一带,楚威王时置,秦占领后复置为黔中郡。同时,秦白起攻赵取光狼城(今山西高平西)后,亦挥师南下,进攻楚国北境的邓城(今湖北襄樊西北)(《睡虎地秦墓竹筒·编年记》。)

  楚国被迫割上庸(今湖北竹溪东南)及汉水以北地给秦。秦赦罪人徙南阳(今豫西南及鄂西北一带),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。同年,楚国为了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,举兵沿江而上,攻旧巴国,占领了枳(今四川涪陵东)。楚攻巴取积,是重大的战略行动,也是楚国抗秦的一大胜利,引起了各国的关注。当时就有人评论说:

  楚得枳而国(都)亡,齐得宋而国(都)亡,齐、楚不得以有枳、宋而事秦者,何也?则有功者,秦之深仇也。秦取天下,非行义也,暴也。秦之行暴,正告天下。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。)

  秦因而更加疯狂地对楚国进行报复。

  公元前279年(楚顷襄王二十年),秦分兵两路攻楚,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,向鄢(今湖北宜城东南)(石泉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认为,楚鄢都“可能位于今汉水东岸(古汉水以西),下峰寺至李家洲一带,或竟已淹没在今汉水河床中”。即今宜城北。)进逼;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,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。

  鄢是楚国的别都,历来鄢郢连称。它离楚都郢很近,是郢都北边的门户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楚国为了保卫鄢、郢,调动了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。白起攻城不下,引鄢水灌城,才把鄢攻破。

  鄢之战,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。《水经注·沔水》记载说:

  夷水(鄢水)又东注于沔。昔白起攻楚,引西山长谷水,即是水也。旧[地]曷]去城百里许,水从城西灌城东,入注为渊,今熨斗坡是也。水溃城东北角,百姓随水流,死于城东者数十万,城东皆臭,因名其陂为臭池。

  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说:

  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,亦曰罗川,又曰鄢水,亦曰白起渠,即蛮水也。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,去鄢百里立[地]曷],壅是水为渠,以灌鄢。鄢入秦,而起所为渠不废,今长渠是也。

  鄢城沦陷,数十万人被溺死,楚军主力受创,郢都北边门户洞开,危在旦夕。

  白起攻取邓、鄢后,又分兵占领了西陵(今湖北宜昌西北),秦随即赦免罪人迁于此三地,进行控制。

  在秦国大军压境时,楚国一方面部署军队守鄢,与秦决战;另一方面,于这年(公元前279年)前后,派庄通过黔中郡,经沅水,连续攻克且兰(即,居今贵阳一带)、夜郎(居今贵州西、北部),西攻至滇池(今云南昆明南)(此从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等谓庄入滇在楚威王时。)庄入滇,与攻巴取枳一样,是又一大战略行动,说明楚国其时重视对长江上游的争夺,企图以此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,减轻楚国本土的压力,并开辟新的地域。

  公元前278年(楚顷襄王二十一年),秦白起继续进攻楚国本土,攻陷了楚都郢后,又西烧夷陵(陵名,楚先王陵墓区),楚顷襄王兵散,遂不复再战,东北保于陈城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(今湖北潜江西北)、安陆等地,南攻至洞庭湖一带,设置南郡(郡治郢)。白起因攻楚有功,被秦封为武安君。

  楚国自公元前689年(楚文王元年)徙都郢,此是我国古代立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。故郢都失陷,当时人们很关注,对其失因,就有不同说法。《战国策·燕策二》记策士苏代语:“楚得枳而国亡”,以为楚攻巴取枳,反而招来秦兵来攻的大祸,这自然不符合历史实际。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记楚人庄辛说:

  君王左州侯,右夏侯,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,专淫侈靡,不顾国政。

  一针见血,切中楚顷襄王腐朽统治的要害。另据《淮南子·主术》载,由于楚顷襄王淫乐无度,终于酿成“昭奇之难”。高诱注,昭奇,楚大夫。在国难当头,郢都又发生了动乱,当大大地削弱了国力。作为“拔郢”的统帅、秦将白起,对鄢、郢战役秦楚胜负原因,则总结得更加具体详。且黄训玫氖妨。他说:

  是时楚王(楚顷襄王)恃其国大,不恤其政,而群臣相女石以功,谄谀用事,良臣斥疏,百姓心离,城池不修,既无良臣,又无守备。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,多倍城邑,发梁焚舟以专民,以掠于郊野,以足军食。当此之时,秦中士卒,以军中为家,将帅为父母,不约而亲,不谋而信,一心同功,死不旋踵。楚人自战其地,咸顾其家,莫有斗志。是以能有功也。(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。)

  一方是全军官兵“不约而亲,不谋而信,一心同功,死不旋踵”;另一方是国君“不恤其政”,“谄谀用事,良臣斥疏”,造成“各有散心,莫有斗志”的局面,当然鄢、郢不保,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。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。铀ト跸氯,直至灭亡。

  八、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自沉 

  楚怀王时,屈原虽然受到打击和冷遇,但他为了楚国能继续自强发展,仍不辞辛劳,接受派遣去齐国联好。楚怀王死、楚顷襄王立,为了总结教训,屈原对楚怀王的失误,大胆陈述己见,以求引起新当政者的注意。但楚顷襄王“好色,不使风议”(《淮南子·主术》),把屈原赶出郢都,流放到外地。关于这一过程,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有这样的记载:

  长子顷襄王立,以其弟子兰为令尹,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  屈平既嫉之,虽放流,目卷顾楚国,系心怀王,不忘欲反,冀幸君之一悟,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,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,故不可以反,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人君无愚智贤不肖,莫不欲求忠以身为,举贤以自佐,然亡国破家相随属,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内惑于郑袖,外欺于张仪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,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于秦,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:“并泄不食,为我心侧,可以汲。王明,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,岂足福哉!

 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,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,顷襄王怒而迁之(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·序》:“迁屈原于江南。”)。

  上官大夫、子兰又一次勾结起来,陷害打击屈原,致使屈原远离郢都,长期流落沅湘流域,再无报国之门。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、秦兵大规模南下,楚本土人民四散逃亡,流亡在江南的屈原,悲愤异常,痛感主昏臣奸,朝政腐败,国族前途黯淡无光,父老乡亲又惨遭屠杀、颠沛流离之苦,在写下了《哀郢》和《惜往日》后,于这年五月初五日,自投汨罗江(今湖南湘阴以北、湘江支流)而死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对此亦有详细记载:

  屈原至于江滨,被发行吟泽畔。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闾大夫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·序》:“三闾之职,掌王族三姓,曰昭、景、屈,序其谱属,率其贤良,以厉国土。”屈原曾任此职。)欤?何故而至此?”屈原曰: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:“夫圣人哉,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?何故怀瑾掘瑜而自令见放为?”屈原曰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,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!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,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!”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。

  屈原是楚国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革新者和伟大的爱国诗人。他生活在楚怀、顷襄两朝,力挽狂澜,图谋改革政治、联齐抗秦,由楚国来完成一统六国大业。但由于怀、襄的腐朽统治,他的“美政”理想无法实现,终国破家亡,酿成屈原悲剧性的一生。然而屈原的不幸遭遇,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,而且也同时是楚国的悲剧,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,预示着楚国隳沉的命运。

  屈原一生是战斗的一生、光辉的一生。他在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,写下了《离骚》第二十五篇诗歌,创造了独放异彩的骚体诗----楚辞,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。屈原在政治、思想、哲学、美学等各个领域的建树与深刻影响,形成了伟大的屈原精神,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。直到今天,人们仍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来纪念他。在屈原的故乡----荆州、江陵、沙市等处,矗立着高大的屈原塑像,或正在建馆立祠,为人们参观瞻仰。他的作品和生活实践,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,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(1953年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),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。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、锐意进取和革新的思想家而感到自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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